一桩没有责任人的铁棒砸人案
一月上旬的一个下午，郑建英像过去一千多个日子一样，坐在儿子床尾的椅子上，盯着他床头监视器的氧保。这几年，她已形成条件反射，当数值低于92时，她会从椅子上弹起来帮他吸痰。
在病床上，儿子张昌硕躺了四年。危险可能随时降临。每天，护工为他换气切口处的纱布，否则伤口容易感染；气切病人需要有湿化水滴入气道，每小时2ml左右，由于微调器缺货，医院换了打点滴用的针管，若控制不好速度，会造成肺部积液。
2019年，28岁的青年张昌硕看完一场足球比赛后，遭人突袭。抢救后他苏醒过来，但失去意识。
案件很快水落石出，凶手是一名依法不负刑责的精神病人。几年过去，张昌硕的父母，77岁的张宏银和68岁的郑建英陪在他身边，照顾他的日常起居。对于这对年迈的夫妻来说，照顾失能失智的孩子极具挑战，无论是经济上还是身体上。
尽管不知道孩子哪天能彻底醒来，也不清楚自己哪天将会离开。这对夫妻唯一的想法是：让孩子活下去。
那天是2019年，一个星期三。在上海虹口足球场看完一场足协杯的比赛后，张昌硕走进夜色中。
郑建英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工作日，她劝说儿子不要去看球赛，觉得他工作太忙了，每天都加班到没底，想他等到星期六休息时再去。但儿子性格倔强，还是去了球赛现场。
晚上10点48分，张昌硕发了一条朋友圈：“终于赢了！！！” 三十分钟后，他站在地铁三号线的出口外，等父亲开车来接自己。这时，一根红白相间的钢管砸向他的后脑。
张宏银赶到地铁站时，看到儿子眉毛上裂了个大口子，身体摇摇晃晃，浑身是血，地上也淌着一大摊血。
他吓坏了，赶紧给妻子郑建英打电话。慌乱之下，两人一起送孩子到最近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到了医院，张昌硕眉毛上的伤口缝了四针，头顶也缝了针。郑建英原本想，血止住，第二天休息一天，儿子就可以正常上班了。
但在等待的过程中，张昌硕逐渐失去意识。医生说，马上要送手术台，要抢救。昏迷之前，张昌硕对郑建英说了最后一句话：“妈妈，我困了，想睡觉。”
手术前的ct结果为，他的脑神经遭到了严重损坏。在医生的建议下，张宏银去派出所报了案。
经历了两次脑部手术后，张昌硕在重症监护病房住了二十一天。高烧不退，转入华山医院重症监护室继续治疗。由于他的肺部严重感染，阻碍呼吸，医生最终给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医生告诉张宏银，切口可能终生无法封闭。
对夫妻俩来说，这是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日子。昏迷几个月后，张昌硕才醒过来。在张宏银看来，孩子表现出非常强烈的求生本能。
退烧后，张昌硕转到康复医院。治疗到第十一个月，张昌硕的朋友们来看望他。郑建英注意到，儿子呆滞无神的双眼开始有了光，脸上甚至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她激动地跟丈夫说，昌硕会笑了。
张宏银当时不信，直到华山医院的教授过来看他，也说张昌硕笑了。“当时已经有点醒了，他的意识在一点点回来。”
如今，再提起凶手，夫妻俩表情中已没太多愤怒、沉重或者悲伤。张宏银说，他是单身汉，如果加上这五年，今年也66岁了。
警方立案后，嫌疑犯很快被抓获。张宏银在警方提供的视频中看到，事发当天，张昌硕站在地铁车厢中看手机，行凶者站在他的身后。出地铁后，凶手突然挥舞着铁棒，朝他头部猛地击打了几下。铁棒是一根道路交互与通行钢管警示柱。
2019年7月，张宏银收到两份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送来的鉴定意见书。一份是张昌硕的伤势情况鉴定，结论是：张昌硕遭受外界的力的作用致外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伴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脑挫（裂）伤颅内出血，伴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颅内出血，伴脑受压症状和体征，均构成重伤。
另一份是嫌疑犯王怀亮的“精神情况、刑事责任能力及受审能力的司法精神病”鉴定书，写道：王怀亮患有精神分裂症，涉案阶段及目前处于发病期；在本案中无刑事责任能力；目前无受审能力；加强看护及医疗。
张宏银回忆，他已经不记得这起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案件开庭审理的具体时间，只记得是2019年下半年的一天上午，那天嫌疑犯没有到场，律师也没有到场，检察院的两位人员出席了开庭。徐汇区法院当庭做出判决：王怀亮被送往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2019年7月12日，张宏银收到公安局的撤销案件决定书。
检察院指定的公益律师陈安和记者说，由于王怀亮没有受审能力，案件撤销后，民事追偿由受害者家属向法院起诉。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启动附带民事赔偿。刑事诉讼已经完结，但可以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进行赔偿。确定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需要去民政部门和社区做出详细的调查，律师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令。” 上海中骋律师事务所律师孙伟告诉澎湃新闻。
关于凶手的情况，张宏银夫妇从公安机关得到的所有信息是，他61岁，吉林人，父母都已去世，在外面流浪了十年，家里有一个姐姐。
张宏银回忆，陈安当时劝他放弃后续追责：“你找他没用场的，他是流浪汉，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对于提出这样的建议，陈安回忆，根据当时的证据，没有显示他的姐姐就是他的监护人，也没能确定他到底有没有监护人。时间过去太久，他对于这起案件的记忆变得模糊。他表示，对这种情况，受害者可以从个人保险方面来解决经济上的困难。
张宏银曾找小区居委会的一个律师咨询过，能不能到吉林当地追究。律师开口要五万，夫妻俩正愁钱给孩子看病，就没了下文。
虽然身边的人都说，你们应该去追究，找他监护人。但张宏银想到自己年纪大了，小孩一天都离不开自己，也没法抽身。最终夫妻俩没有进行民事追偿。
陈安说，接受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来说也是一种处罚，“强制吃药和治疗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是很痛苦的。”目前，民事案件部分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对于这起特殊案件，孙伟分析说，在法律层面，还应从立法源头加大对暴力精神病人管控和解除强制医疗的严加评估；在执法层面，及时响应精神病人故意伤害的警情，迅速出动，及时制止；对于政府层面，应当设立类似见义勇为基金会的方式，设立救助机构，专门进行拨款予以帮扶；在社区层面，加大对暴力精神病人的管控和摸排的力度。“对于个人而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外出时，远离有暴力倾向的人，对陌生人的靠近保持高度警惕，发现有危险要大声呼喊并迅速跑开。”
年轻的时候，郑建英被分到一家集体所有制单位。她是搞电脑的，会编程序，解决医院CT和核磁共振模拟信号在计算机上的算法问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张宏银从广电公司的附属单位下岗后，没了工作，骑个自行车到处跑业务。
生了昌硕后，孩子基本郑建英带，白天送到学校，她就忙工作。“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余力考虑后期发展的事了，小孩那么小，总得先把他养大吧。”
昌硕小学毕业后，她跟他说，你升初中了，妈妈也想去读书了。她就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医学的研究生。一个班级里，其他同学都是小孩子，有各个省市的高考状元，她年龄最大。
后来，张宏银到一家通讯公司上班，因为公司效益下滑，驾驶员辞退后，他顶上了空缺，有时也出去跑业务。一直到退休，公司告诉他能领退休金了，“他高兴得不得了”，郑建英说。
在郑建英眼里，儿子从小听线年，从上师大计算机系毕业后，张昌硕一边工作，一边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又读了英语专业。如果不出事，他原本打算在2019年下半年考研。
儿子工作那一天，张宏银有一种人生重担卸下来的感觉，“孩子成才了，他的一生有了保障了”，他说。
儿子英语好，当工作中需要接待外国人时，经常由他来翻译。他也勤劳，总是每天一大早到医院上班，忙到晚上十点才下班。郑建英回忆，考计算机中级职称那年的春节假期，别人都在休息，张昌硕泡在图书馆啃计算机书，她陪着儿子。
张昌硕外婆去世早，郑建英记忆里，母亲生病的晚年，儿子帮着她一起照顾老人，帮外婆换尿布、洗衣服。
60岁的时候，郑建英没有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但是，身上的“三座大山都卸了下来”。昌硕有了工作，也为母亲养老送终了，自己工作上的坎也跨了过去，“最后就是房贷”。但无需再为生活四处奔波，她觉得这是最好的年纪。
她想做自己喜欢的事，于是跟昌硕说，妈妈还想去读书。那时她想象过的画面是，昌硕到法国读硕士，她就到法国读一个博士。
这一天，只能停留在她的想象里。曾经的张昌硕，是一个“阳光帅气的男孩”，张宏银说。他的手机里一直保留着一张儿子的照片，昌硕穿着灰色加绒连帽卫衣，干净利落的寸头，戴一副黑框眼镜，双目注视前方。这是六年前，他在家里看书时，郑建英用手机抓拍的。
出事后，张宏银总想起儿子小时候，咿咿呀呀学说话的样子，一直到儿子后来参加工作的记忆，断断续续从他脑中跳出来。张昌硕每天晚上回来吃过晚饭后，大多数时间都坐在卧室的写字台边，要么上网，要么和妈妈聊天。母子俩都懂电脑，可以“互相切磋”，一直聊下去。
张宏银不懂电脑，但他会在一旁认真听着，仿佛也投入到母子俩的对话中。他坚持接送儿子上下班，一路上父子俩聊篮球和足球，这些平淡的日常，是张宏银生活中“最满足的时刻”。
张宏银的记忆，总是被拉回到出事那天。他开车去地铁口附近接儿子，车就停在离事发地五六十米远处。他打了两次电话，儿子没接。他着急了，才下车往地铁口走去。
“如果我到了直接过去，不是一直在原地等他。”他不断回忆那天的细节，寻找可能避免灾难的蛛丝马迹。“那天也巧，我原来一直停车等他的地方，被另一辆车先占了位，我又换了一个更远的地方。”
过去，他经常在同样的地方等下班的儿子，他后悔自己晚到了几分钟，没有来得及阻止一切发生。
小学时，袁之骐和张昌硕的学号紧挨着，在他记忆中，无论童年时期，还是长大后，张昌硕的性格都没有变过，“非常谦恭温和，说话轻声细语，也不会与人起冲突”。袁之骐性格内敛，不喜欢交朋友，但与张昌硕却能玩到一起。
张昌硕出事前，袁之骐与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大学毕业几年后，几个小学同学一起回学校看老师，谈笑间聊着最近的生活和工作。张昌硕始终给他的感觉是，“非常乐观，积极向上，你听不到一点点负面的东西。”
直到在医院，袁之骐只能通过病房外的监控电视机，看一眼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张昌硕。他很难将这个病重的人与自己认识的昌硕联系起来，很多次，他会想起昌硕的眼神，“纯净的，看不到一丝火气，那么平静，波澜不惊的。”
如今在康复医院，昌硕身上两根管子，一根连着鼻子和营养液，一根连着呼吸机和脖子。氧气通过气管，直达肺部。
照顾完昌硕的一天，郑建英会整理一下毛巾被子，走一个半小时的路回家。做好昌硕一天三顿饭，再带上换洗的衣服和床单，拎着大包小包往医院赶。住进康复医院的这四年多，张宏银夫妇在医院和家两点一线，日复一日。
事故发生之初，亲朋好友不时到医院看昌硕。时间久了，来的人少了。他最好的朋友去了美国，另外的朋友们，昌硕病了几年，都渐渐没了联系。
在康复医院，郑建英夫妇几乎24小时守在儿子身边。医院是一栋三层小楼，距离喧闹的马路有七八分钟左右的路程，大部分时间里，病房里异常安静。有时，昌硕会望向窗外，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落到他床上。
照护吃喝拉撒全没有自理能力的病人，需要极其细心的护理。郑建英想让孩子过得舒服且体面——每两小时翻一下身，身体每天要擦洗一遍，掌握好他大小便的规律。
大概到时间，她得赶紧把尿垫换掉，不然容易生褥疮。还要定时喂食物，喝水，喂药。
昌硕的身体缺乏自主运动的能力，当痰液卡在喉咙时，整张脸会因为窒息涨得通红，眼睛充血，脖子上的经脉鼓起，身体会作出一些条件反射性的抽搐动作。郑建英为他吸完痰后，他面色才逐渐恢复平静。
郑建英为儿子吸痰时，张宏银立马用毛巾清理滴溅在他衣服上的痰液。这对相处几十年的夫妻，几乎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以及有什么打算。
1月26日上午，冬日的阳光从窗户透进来，昌硕的眼睛被刺得睁不开，一只眼睛在事故之后就布满血丝。门牙少了两颗，做气切后，因为要插管到嘴巴里，牙齿松动，担心掉下来咽进去，干脆拔掉了。
虽然苏醒过来，但昌硕完全失去吞咽功能，输液管一直开着，每天定量注入2000毫升营养液。郑建英觉得，医用的营养液除了贵，营养还不全面。每天晚上，她会把鱼、鸡蛋、六七种蔬菜混合在一起，把饭菜打成糊，作为昌硕的营养餐。
这几年，他的身体状况反反复复，随时可能被一次感染彻底摧毁。康复过程当中，最致命的不是颅脑外伤，而是可能出现的肺血栓、肾结石或者肺部感染。
疫情的时候，有整整一年，郑建英24小时陪在医院。昌硕感染过一次新冠，高烧九天。正是病人就医高峰期，到第四天，他才转诊成功。此外，昌硕的肺部经常出现感染，去年一年，曾四次转院到ICU抢救。
张昌硕身高一米八几，张宏银和郑建英需要合力才能把他从床上推起来，为了省钱，除了需要专业医护人员进行的康复项目，比如针灸，或者要用理疗设备，他们大多自己给孩子做康复——按摩他的全身，包括手指脚趾，每一个地方都不能错过。
“按照医生的说法，他护理得好，慢慢就好起来了，护理得不好，很快就没了。”郑建英说。
然而，治疗费用是一个无底洞。刚出事那阵，他们收到过来自各方的捐助，昌硕所在医院体检中心的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资助善款万余元，徐汇分局给予20万元慰问金，但总共六十多万元治疗费很快用完。这些年，昌硕工作的医院为他贴补最低生活费，每月一千至两千多元。每当昌硕病情加重时，华山医院重症监护室都给予接纳和治疗。
如今，在扣除医保的情况下，他们每年自费的支出仍然超过30万。除去感染等突发情况，张昌硕每个月自费的医疗费用是1.5万到2万元。还要请护工，一天200元。如果病情加重，要送往ICU治疗、用药，每天得支出上万元。
夫妻两人的退休工资加起来每月勉强一万出头，再加上低保等扶贫基金，每个月能有几千元补助。过去，郑建英从未开口求过人，保持自己知识分子的体面和尊严，孩子出事后，她反问自己，我的面子跟儿子的性命比起来算什么，为什么开不了口？
他们向亲戚朋友借过几十万，但随着儿子一天天在医院住下去，他们无法再向别人开口借钱，因为“不知道拿什么还给人家”。
除了高昂的治疗费用，时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照顾孩子这几年，这对夫妻头上添满白发。因为常年弯腰护理，郑建英的背越来越驼。有一个问题是她不敢想的：自己逐渐衰老，谁来照顾孩子？她把担忧隐藏起来。
张宏银最大的恐惧，是先于孩子离开这个世界。去年6月，他接受了一次胆结石手术。更早之前，他因为长期中耳炎造成内耳道胆脂瘤受损，一次拔牙引发面神经感染，进而诱发面瘫。去除胆脂瘤手术时，内耳神经一并被切断，他的左边耳朵从此失聪。听人讲话时，他会尽力侧着右耳靠近声源。
有时，张宏银会一边抚摸昌硕的额头，一边讲，你一直这样，我老了，你怎么办呢？
昌硕发烧的时候，她把冰袋放到昌硕的腋窝和腹股沟，昌硕本能地反抗。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好的征兆，说明孩子知道冷了。
还有一个积极的信号是，只要大便了，昌硕的一只手会略微抬起来，还会笑。看到儿子的笑，是她为数不多的快乐之一。
这些反应带给郑建英希望。昌硕的主治医生告诉夫妇俩，根据格拉斯昏迷量表评分，他目前已经恢复到11分左右，有了“微小意识”。最初，他的格拉斯评分只有3分，对各种刺激都没反应。
张昌硕恢复微小意识后，郑建英从家里带了两颗昌硕最喜欢的足球到病床前，一大一小。每次，她举起一颗足球放到他眼前，问他：“哪只是曼联的？”昌硕的视线会左右移动，选择正确的那一颗。
“就是像两三岁的小孩子一样，你说一句话，他对声音有一个定位的功能，对光感这些也会有意识状态。”郑建英解释。
但昌硕不像三岁的孩子，“一把就能抱起来。”郑建英心里期待着，再听他叫一声妈妈。气切病人没办法发声，要等完全清醒，管子取掉，恢复吞咽功能，会自己咳痰，肺部没有炎症，“检查三次以后，就可以封住伤口，再练习发声” ，郑建英说。
发现昌硕知道冷了的那天，她看着病床上的儿子说：“你多少年没叫过妈妈了？先叫一声吧。”昌硕望着她，笑了起来，她也笑着说：“你嘴巴动动呢！”
在康复医院这几年，郑建英看到很多人放弃过，因为没钱，家人带着还在用呼吸机的病人离开了医院。
闲暇时，郑建英拍下昌硕在病床上的视频，发到他的抖音账号上。有人在评论里说，他的父母苦死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好像没有希望了。郑建英看到后不以为然，“孩子都没有放弃，我们更不能放弃了。”
有时，她会去看儿子出事以前发的抖音视频，那时他27岁，视频里，有下雨天的城市夜景，球赛，还有美食。曾经普通的日常，让她感觉异常珍贵。
她最早的崩溃已逝去了。昌硕在ICU抢救时，医生一次次下达病危通知书。最初半年时间里，她不想吃饭和睡觉，出去打三份工，在不同企业做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审核，为了支付昂贵的医药费，同时和丈夫一起照顾儿子。半年后，因为过于劳累，加上忧虑儿子的病情，她半边身体麻痹，做了心脏手术才逐渐恢复。
那时她想，如果自己倒下，对昌硕无济于事。她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昌硕没有突发情况的时候，她会看看书，写写字。
黯然神伤时，她会想起喜欢的作家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感受到每个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昌硕的事情有几率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为了让自己不再胡思乱想，她在阅读软件上看过上百本书。她欣赏伏尔泰的人生观：“人生其实是在为死亡做准备。你做出的各种努力，都是一种伟大的冒险。”
她把这种哲理投射到自己生命里，觉得所有辛苦都是有意义的，死亡并不可怕，前提是做过所有努力。
但回到母亲的身份，她又有害怕面临的现实——后期如果拿不出费用了，等待昌硕的只有死亡。
昌硕微信朋友圈的签名摘自圣经：“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这是郑建英写的，她说，这里的“生命”指的是永生——战胜死亡，获得线岁生日后半个月，他连续发烧了几天。郑建英到医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额头贴在儿子额头上，试探孩子的体温。发烧是她最害怕的事情之一，担心引起感染。
用了抗生素后，昌硕的体温逐渐降下来。第四天，郑建英确定孩子体温正常，她捧起一本英文书，在儿子床边读给他听，为了唤起他更多的记忆。过了会儿，她和丈夫合力把儿子扶起来，坐在床边。郑建英左手牵着儿子的右手，另一只手抚摸着儿子的头，她用跟小孩子说话的口吻，说，你该不会是都听懂了？听懂了就眨一下眼睛。